文|潘向东、刘娟秀、陈韵阳

　　正文

　　2019年1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要要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使消费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具体的举措来看，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完善住房租赁、家政服务、养老、托幼的配套政策，挖掘农村网购和乡村旅游消费潜力，破除文化、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准入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我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要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201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较大的下滑，1-11月社零实际增速为6.96%，增速低于2017年同期的9.15%，除了可选消费以外，必需消费品消费增速也出现了下滑趋势。从发改委副主任的发言来看，未来消费政策组合可能是“稳总量，提质量”，本文将对上述政策方向进行讨论。

　　1 消费刺激政策效用边际递减

　　2018年多种消费品消费增速下滑，发改委着重强调汽车和家电这两种，这两个行业都正从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转变，同时，在经济低迷期与房地产下行周期，需求管理政策对汽车和家电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

　　多因素导致2018年汽车消费负增长。2018年广义乘用车销量同比减少6%，为近十年首次负增长；2018年1-11月汽车销量累计同比减少1.65%，为2004年以来首次负增长。2018年下半年汽车的消费需求在急剧走弱，7-11月汽车消费需求指数均值105.7，远不及2017年同期的163.7。汽车消费在限额商品零售总额中占比28%左右，在社零中占比10%左右，汽车消费负增长对消费增速有明显拖累作用，导致汽车消费增速回落的原因在于：

　　其一，前几年的消费刺激政策透支了需求，抬高了基数。2015年底出台政策“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辆减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6年底出台政策“自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自2018年1月1日起，恢复按10%的法定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这些政策极大的促进了2016-2017年汽车购置需求，但需求透支带来2018年的低销量与高基数，压制了汽车消费同比增速。

　　其二，名义GDP增速下行压制汽车消费。名义GDP增速下行带来收入增速下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速从2017年三季度末的6.59%降至2018年三季度末的5.7%，进而压制汽车等可选消费。另外，根据永久收入假说，影响消费的是终生收入，经济下行下，居民预期以后的收入可能减少，也会抑制消费。

　　其三，信用收缩。汽车和房地产部门对信贷高度依赖，汽车消费和商品房销售之间可能不是财富效应造成的因果关系，而是信用周期导致的相关关系，根据历史规律，信用拐点领先于汽车消费和商品房销售增速的拐点。经济下行与购置税政策可以解释趋势，信用收缩可以解释斜率，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去杠杆，社融增速不断下滑，同时，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根据融360公布的数据，2018年车贷资产成交量较2017年的2072亿元下降11.78%。

　　其四，汽车进口关税调整对消费者预期产生影响。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此前两次上调自美国进口汽车关税税率，这一部分消费受到抑制。

　　过去刺激汽车消费政策主要有降低购置税、汽车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等，未来可能出台的政策有降低汽车消费税、汽车下乡、对指定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等。这些政策大都从需求端出发，效用会边际递减：其一，之前的刺激政策透支了一部分需求；其二，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收入增速可能延续下行；其三，宽信用显现效果需要时间，且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原则下，即使房地产再度成为信用扩张的载体，可能也是结构性的，不会像以前一样出现信用显著扩张的情况；其四，当前汽车行业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2018年下半年以来，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飙升至近几年最高，去库存压力很大，补库存也会相对来的比较晚；其五，2017年R值（汽车市场均价/人均GDP）在2左右，基本可以认为中国汽车市场进入了普及后期，这个阶段的增量需求（首购）占比会逐渐减少，存量需求（置换）占比提升，总体上汽车消费需求难大幅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