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总接受BBC采访纪要

2019年2月18日

BBC记者Karishma Vaswani：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倾听您的立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针对华为有很多错误的理解，从BBC的角度来看，想通过这样的机会了解您的观点，对这样的机会表示感激，待会会向您提问题，这些问题是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也会非常公正地问问题，再次对您接受采访表示感谢！

任正非：我非常高兴回答您的问题，其实全世界很关注我们，我很感谢美国政府，因为华为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小公司，也不是很出名，但美国这么多高官在全世界游说，告诉全世界“华为这个公司很重要，它有问题”，结果让全世界人关注华为。他们关注华为，再一解剖，其实华为是一个好公司，我们的销售额增长速度非常快，终端平均增长速度每个月增长50%的销售量，所以我们要感谢美国政府到处为我们做广告。

记者：我现在代表全世界在问您问题，有些问题听起来可能有些挑剔或者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的想法是真正想了解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希望不要让您觉得不舒服。

任正非：有时候我回答很幽默、诙谐，我幽默和诙谐也希望受众观众能够理解，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是自由在聊天。

1、记者：非常感谢任先生，一开始想问您的问题是与华为公司有关的。华为公司到现在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在您最初创立华为时华为有哪些挑战？

任正非：我认为，最初创立华为时是中国开始开放改革，邓小平认为中国军队的人数太多，大裁军，我们是整体整建制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被裁掉，裁掉以后要转到地方来工作。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是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连中央领导也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邓小平理论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个“河”摸不好，就掉到“水”里被淹死了。我们那时候走上市场以后，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事，实际上就是走到了一种完全不容易很能生存的时候。

刚好我这个人的性格又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性格，我就走到深圳这个地方。深圳正是市场开放的前沿，市场化程度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我一个完全是在军队里面工作、完全服从命令的人突然在市场经济来进行货物的交付运作时，我是非常不熟悉的，所以我也吃过亏、上过当、栽过跟头。但是这时我还得爬起来，因为还有老婆、孩子要生存，我要养活他们。所以，那时候想是不是可以创业做一个小公司。创业的资本大概2.1万人民币，相当于2000英镑，这2000英镑还不完全是我的，因为我的转业经费只有2000英镑的1/5左右，集资创立了华为公司。在那种时代，是时代把我们推到走向这条路。

我们走向这条路的目的还是为了生存，并非为了理想，那时候还不具有理想，因为那时候生存条件也不具备。我当时的创业经费不够今天一个服务员半个月的工资，怎么能有理想？所以，那时我们第一个要素是“生存”。

2、记者：您刚才描述了华为创立之初经历了非常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今天知道华为成为全球电信市场的顶尖玩家，怎么做到的？

任正非：我创立华为以后，就要去琢磨“到底市场经济为何物”。我在研究时阅读了许多法律的书籍，包括欧美很多法律书籍。中国没有这些法律书籍，我只能阅读欧美的法律书籍。我就悟出了一个道理。

市场经济就两个东西：一是客户，一个是货源，两个的交易就是法律。客户我不能掌握，那我应该掌握货源。我以前就是搞科研的，接着下来我们就研究产品，把产品做好卖给客户。

3、记者：我们看到现在华为非常成功，您对于华为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任正非：我们刚刚走向创业的时候，世界通信产业在我们这三十年中，人类在通信产业实际跨过了几千年。我们创业时没有电话的，那时打电话用摇把子来摇电话。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片看到的摇电话，那时是很落后的状况下。那时起步做一些适合农村卖的很简单的设备，没有把赚来的钱消费，赚来的钱用于投资，投出去，把设备从那么小做到那么大。正好中国大规模需要发展产业时，我们这些落后设备还能卖出去。如果今天创业，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能成功。我们慢慢走过来，觉得我们有可能做成功，所以聚焦在这方面去努力。

一个人如果专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当然那时我是专心致志做通信的，如果专心致志养猪呢？我可能是养猪的状元；专心致志磨豆腐呢？我可能也是豆腐大王。不幸的是，我专心致志做了通信，通信这个行业太艰难、门槛太高。爱立信CEO曾经问我过一次：“中国这么差的条件下，你怎么敢迈门槛这么高的产业？”，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产业门槛很高，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以后，我就退不出去了，退出去我一分钱都没有了，两万多块钱都花光了，退出去我就只有做乞丐了。”所以我们勇敢继续往前走，一步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