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在西洋考察宪政的军机大臣戴鸿慈在旁听完美国的国会辩论后，曾经不无赞叹地在考察日记中写道：“然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然而今天的戴鸿慈如果看到此时的美国政治未免要大跌眼镜，因为今天美国的分裂，是我们未曾料到也并未深刻理解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在两极化的深渊之中越陷越深。以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驴象两党”之间妥协与审慎的美德被今天的美国遗忘，而面对美国国内聚讼不已的族群冲突、贫富差距与舆论的失控，两党之间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爱之者视特朗普为美国精神的捍卫者，其精神谱系足以追溯到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憎之者则将特朗普视之为“狗哨政治”与右翼民粹的代言人，足以颠覆美国二十世纪以来所积淀的政治共识。

美国今天的这场“精神内战”中，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似乎都与“美国精神”的缘起，有着不绝于缕的联系。他们都以“美国精神”的阐释者与捍卫者自居，却在理念与实践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相信，今天的美国的种种困境在于对保守主义精神与市场精神的悖离，他们相信建立公平、充分的市场经济与法治环境之后，自由选择与市场的力量足以弥平所有差距，使所有人都得以在美国精神的照耀下得到庇护。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翼则认为，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中，隐藏着种种压制与特权，对于长期被忽略的弱势群体与弱势族群缺乏理解与平权，而对这种“特权”不加以清算，只会让被忽略的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贫富不均、教育平权、族裔差距与社会主流之间造成更大的隔阂。这二者之间，我们难以抉择孰对孰错？

在9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满素用《爱默生与中国》，为中国思想界展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宗教与思想源流，爱默生用加尔文主义为年轻的美国指向了一条通往信仰与自由的道路，宣告了人对上帝与社会的独立。曾经的信仰与观念，能否疗救共识被撕裂，公共讨论的底线亟待重塑的美国？也许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埃里克·方纳所说：“美国有时会‘忘记’那些在我们看来亘古不变和永恒的事物，但美国的历史也正是一部自身不断反思并争论的纪录。”这也许正是自由本身的内涵所在，它是开放的、积极的，勇于被反思与挑战，却从不会停下它延伸的步伐。

借新书《自由给谁看》之际，本次《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钱满素先生，请她谈谈她心中的美国政治变迁与美国价值的所在。

1.问： “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安兰德、罗斯巴德等人对于个人主义有着诸多定义。请您谈谈美国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迁？

答： 我觉得，个人主义在美国主要不是哲学问题，它作为人权与法治的基础，早已落实到政治法律的诸方面，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只有在顺应人性和社会实践的需求时才可能有生命力，如果将理论与产生它的实践相剥离，很容易成为少数人的智力游戏。思想来源于实践，哲学家们对个人主义所下的各种定义，大多是对各自所处社会现实的反应。他们可能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民众不是依据定义，而是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生活的，何况美国也没有法定的指导思想。

19世纪的爱默生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没有必要去强调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因为这是常识，他不满的是杰克逊时代的物质主义和民主泛滥。他的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自立，保持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一是抵制异化、物化，反对因追逐物质而丧失精神；二是提倡独立判断，不从众、不媚俗、不迎合，他以这种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来对抗他认为的时代弊病。

安·兰德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少年时遭遇十月革命，家庭受到冲击，在个人权利缺乏合法性的背景下长大。她21岁移居美国，激赏美国的个人主义，将保护个人权利视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她在《自私的美德》中说，利他主义者将为他人谋利称为“善”，为自己谋利称为“恶”，这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自私”无非是关心自己利益，为什么被视为恶？其实，安兰德说的“自私”也就是“正确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谈到了，他还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只有今天的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这个原则。

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犹太人，不过晚了20年。他在美国左派环境中长大，却是个右派，还不是一般的右。他强调“自我拥有权”，反对政府，推崇自由经济，他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至上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也可称为“个人至上主义”。他反政府反到无政府的地步，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政府干预日趋扩大的一种反应。

《文明给谁看》

钱满素/著

东方出版社

2018年6月

2.问： 建国时期，美国国父们对联邦主义有着什么激烈争论？您认为美国早期的反联邦主义因何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