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厨师手里只有一个鸡蛋，无论是煎，是煮，是蒸，还是做蛋花汤，都差不太多，至多是减少营养素的损失，却不能增加营养。方法上用了十八般武艺，从厨师角度看，倒是锻炼了他的厨艺，而就学生而言，他还是只吃了一个鸡蛋。”

当下的语文教学改革，一个趋势是要求学生多读书。认为多年来学生语文能力不强，根源是读书太少，为了学好语文，学生必须多读书，也包括让学生多背诵古诗词。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近期就有学者认为，让学生多读书及加大背诵量，是加重学生本来已经很重的学习负担，甚至引用鲁迅的话，呼吁“救救孩子”。

多年来，学生读书确实过少，这是人们都能看到的。另方面，学生负担也确实很重，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因此，从上到下，一直有着“减负”的呼吁与要求。不过，尽管有着对“减负”的要求，但对语文教育教学的“负担问题”，却很少看到比较深入的研究。显然，学生语文学习上的“负担”，不能仅仅客观的“量”上来考虑与判断，还需要考虑学生的主体的心理感受。

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在别人看上去似乎“负担”很重，但学生所学是自己喜欢的，他们未必感到这是负担。譬如学生读自己喜欢的小说，沉浸于作品的艺术世界之中，他们常常会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冰心7、8岁时读《聊斋》，感觉“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

季羡林读《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感觉“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仿佛就在我跟前晃动，我似乎也参与其间，乐不可支。”

顾颉刚小时候读左传，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读着非常感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长在我的脑海里活跃。”显然，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他们是不会感到有什么负担的。

背诵古诗词，也未必让学生感受到负担。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幼年的学习生活时，读诗词是一种乐事：“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的。”

赵元任回忆童年念书时，讲：“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姊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可是我们家里念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家里念诗也像白天在书房里似地大家同时哇喇哇喇地你念你的我念我的。有时候我停下来就听见他们念的东西。我顶记得他们念的吴伟业的《圆圆曲》，我连字都没有看见已经背下来了。”

当下，语文学习的负担过重，显然不是学生读小说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另有原因，主要就是大量的字、词、句的训练。而且，许多字、词、句的训练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谢谦教授在他的博文《我教儿子学语文》文中讲了自己辅导儿子学习语文的经历：“儿子上小学，家庭作业，一个生字，常常要抄写两三页，甚至更多。”还说到组词,作业是用“玻”字组5个词，谢谦说：儿子在母亲的指导下，查找了《辞海》，组成“玻尔、玻尔兹曼、玻利维亚。还有用“葡萄”二字各组5个词，组的词是“葡萄牙、葡人、葡猫、葡犬。还有个作业，竟然是问：“爸爸”的反义词。这样的字词练习，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中小学生，对字词的意思有个大致的了解，就完全可以了。不需要对字词的含义有一种“精确”的理解。而且，精确地解释一个字的含义，有很多时候，语文学家自己都做不到。平庸的教师所喜爱解释的“好多就是不小的一大群”之类的解释就更是不必说了。

语文做题，还有一些句子的练习，也是不合适的。王蒙就举了一个例子，他的小孙子的语文作业有一道题：要求学生选出与‘窗外有棵杨树’意思最接近的一句话，给出的三个选择是：一棵杨树长在窗外；窗外有一棵树，是杨树；从窗内看出去有棵杨树。王蒙说：“我觉得都差不多，确实不会做了。”还有一些练习，不单是无益，而且有害。如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把每个生字抄写300遍。这种练习其实是有害的。学生抄写时，第一个字没有写好，以后的字都是重复错误，把错误“巩固”下来，形成了错误的“动力定型”。这种练习，有可能让学生一生都写不好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