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又将证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无论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现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两人中谁在那天当选，可以预见的是，英国马上会诞生二战后第11位来自牛津的首相。

　　实际上，这样的趋势从此次英国保守党党首及首相之位的10人角逐赛就开始了：在10人中，有7位是牛津大学毕业生。

　　而如果翻开将近30年前的牛津校报，恐怕看到的都正是首相争夺战中最熟悉的面孔：彼时的约翰逊正在竞选牛津辩论社，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赢得了诸多辩论比赛，亨特正在掌管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OUCA)——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任这一协会主席。

　　从统计中可以看到，“辩论”和“牛津辩论社”是二战后历任首相和相位挑战者们几乎必备的上位履历元素，正如英国保守党前副首相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所说的，牛津辩论社是“通向首相的第一步”。

　　而牛津辩论社所带来的，并非是提升未来在英国下议院辩论时技高一筹这样简单的技能训练。

　　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变革欧洲中的英国”项目副主任阿什伍德(Simon Usherwood)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想要从政的学生，牛津就是机会的所在地。对他们来说，建立社交联系的价值要远比你学到什么更加重要。

　　然而，也正是这群牛津辩手和高材生，将英国拖入了脱欧大戏之中。这一次，牛津辩论社所赋予的辩论能力恐怕不能为严肃法条协商加分：脱欧谈判是需要基于法律基石的，英国谈判代表无法通过辩论技巧让布鲁塞尔方面妥协。而这些牛津辩手们，又将用自己的专业对抗技能，将脱欧中的英国带向何处？

　　无法绕过的牛津辩论社

　　牛津辩论社的设置，如同一个青少年版本的英国下议院：入社人员戴着白领结、黑领结，每个人都称呼彼此为“荣耀的成员”。

　　在这里，赢得辩论的关键技巧不是让观众沉迷于细节，而是学会用笑话来表达自己。几乎所有有抱负的未来保守党政客们都在牛津辩论社得到了锻炼。

　　首相特蕾莎·梅出身牛津，不过从未赢得过牛津辩论社主席职位，但在1979年，她丈夫菲利普做到了。在梅读书的时代，牛津辩论社还是一个迷恋辩论之人的小圈子，但伴随该社遇到财务困境之后，牛津辩论社开始在更广泛的学生群体中纳新： 到了1988年，大约60%的牛津大学本科生都支付了60英镑的加盟会费，而这一小众场合，也开始承担了复杂的英国上流社会社交功能。

　　1983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约翰逊来到了牛津。根据英国政治作家普耐尔(Sonia Purnell)所写的《就是鲍里斯》(《Just Boris》)一书显示，约翰逊来牛津有三个目标，“获得一等学位、找到一个妻子并成为牛津辩论社主席。”不过他并没获得一等学位。

　　在彼时，大多数学生只有到达牛津后，方才知道牛津辩论社的存在，但约翰逊却早就知晓了：他曾经经营过伊顿公学的辩论队，他的父亲老约翰逊曾经在1959年就读牛津大学时就打算成为该社主席，虽然老约翰逊失败了，但约翰逊却不同。

　　在抵达牛津时，约翰逊已经配备了所谓英国上层寄宿学校所赋予的特殊亲密网络：普通英国学龄儿童每天与同学一起度过八小时，但是伊顿寄宿生却一起生活，并且往往互相有几代人的家庭关系。这意味着，当约翰逊来到牛津时，他已经认识了几十个人，而一些来自各地学校的孩子却谁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