踱步。此刻，画面中是一个艺术家厚实的身躯背影，伫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图像面前。他在凝视，沉思。画面左侧，是一把老旧的黑色靠背木椅，为这一充满思考性而又值得思考的画面，增添了一点依靠。这是陈逸飞创作于1978年的油画《踱步》。

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展厅，以《踱步》为发端，包括油画、中国画、版画、素描、雕塑、宣传画、年画等近200件作品，共同构成一场题为“踱步：七十年的走过”的新中国美术创作展。

“这是一种别样的视角。陈逸飞的《踱步》提供了不同于以往主题创作中正面形象的表现，是一次大胆尝试，试探了主题创作领域的多种可能。我们策划的这场展览也是如此。”担任此次展览策展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如是阐释。

这一展览既是历史的回顾，又是新中国审美和艺术语言变革与发展的记录，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镜鉴。其间透露的新中国美术创作中，前辈艺术家们严谨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态度，以及对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的不懈探索和反复推敲，无疑能够为当下的美术创作提供一种比照。

时代的镜像

跟随陈履生一起，在展厅边走边看，钟山风雨和时代烟云在眼前一幕幕掠过。历史画卷与丹青过往，成为新中国时代车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

当逝去的成为历史，那些与之关联的有着深刻时代印记的视觉图像，能够给予今天的美术创作者以怎样的启发？在主题创作领域，鲜明的主题性和各具风格的艺术性之间，如何实现交融共进？如何与时代同步伐，用手中的画笔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彰显社会担当和艺术使命？这场以龙美术馆多年馆藏为基础精心筹划的展览，以特别的结构方式，呈现出了展示收藏的不同面貌，邀请观者回望和思考。

领袖与革命、战争与和平、敬仰与歌颂、新兴与转型、生产与建设、时代与步伐，展览分为六大板块，对这一历史时期内的美术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类研究，全面展示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的源流与发展。陈履生告诉记者，此次展览的展品从龙美术馆近300件新中国美术主题馆藏中遴选而出，取舍的标准一是作品的代表性，二是作品的重要性，同时兼顾画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作品的影响，还要考虑到作品的稀缺程度。

比如陈衍宁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当时登上了报纸，影响极大，用这幅画印刷的年画风靡全国。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这幅画的重要性同样是值得研究的。“新中国美术不等于‘红光亮’，不能模式化地一概而论，比如《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既主题突出，同时又加入了丰富的艺术表现的元素。”陈履生说。

陈衍宁在回顾这幅画的创作时，也讲到构思的过程：当时我站在广东棠下村的村口，刚好广播在播《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广东农村的田埂很有特点，人可以沿着田埂在田和田中间走。在艺术处理方面，采用广州农民常穿的黑色衣服，来衬托画面中间毛主席穿的白衣服。用刮刀来刻画道路，用拖拉机的痕迹来表示机械化，就是希望和当时的“样板画”拉开距离，多加入一些绘画元素，比如油画笔触、冷暖关系等。

艾民有的《首次海战》创作于1969年，记录的是1950年的万山群岛战役，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海战。尽管在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的语言上还带有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时代印记，但是作者在还原历史方面尽心尽力，较好地表现了人民海军初创时期首次海战的特殊性。在陈履生看来，与大海相关的海景描绘，不管是大浪滔天，还是炮弹落入海中溅起的冲天水柱，艾民有对于海的感性和理性的把握，都反映出他对大海熟悉了解的程度。

笔墨的新变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密切关联，也折射出时代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这背后，有个体的探索和推进，也有群体的影响和浸染。

此次展出的黎冰鸿的《南昌起义》，是作者创作于1977年的版本。同名的作品有两幅，第一幅作于1958年，当时正值黎冰鸿艺术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在国外参观许多画展和美术馆后，大开眼界，在艺术创作中广泛吸收外国油画的形式技法，并探索油画民族化的道路，《南昌起义》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展出的这幅作品是1976年黎冰鸿等人被派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绘制历史画时所作，在动乱中被迫放下画笔多年的画家，以激动的心情认真对待重新工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