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记载，戴瑞珊，字国珍，号东山。元代末年戴超从新安迁到浙江，他的孙子戴瑞珊在明初又迁到丹阳。戴瑞珊生于明洪武庚戌年六月十五日，死于明宣德壬子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世近63年。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员外郎。建文帝在位期间，他当上四川提学副使。

《东山公墓志铭》由戴瑞珊的好友王用宾所写。王用宾名王观，用宾是他的字。

王观在戴瑞珊的墓志铭写到，“建文元年，靖难师起，朝廷拜李景隆为大将北伐，公上疏极言，景隆年少不知兵，北兵遒劲，不可轻敌，宜用老成者，持重坚守，挫其锐气，俟其怠归，尾而击之，可以制胜。”但当局未能采纳。

建文三年，正当靖难之役激战的时候，戴瑞珊赴四川为官。

墓志铭中王观写道，朱棣攻破南京，戴瑞珊得到消息后便散遣家眷，将妻子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了他，随后改名换姓，“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棲遁所”。

戴瑞珊三十年追寻万里“始得见帝”？

据该篇墓志铭记载，戴瑞珊在安徽得知建文帝未死，藏身于苏州史仲彬家，他渡江赶到苏州时，建文帝已离去。戴瑞珊再由吴楚经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寻找，跋涉数万里，终于在穹浪山见到建文帝。

“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

史载建文帝于1402年下落不明，戴壁城根据墓志铭的叙述推断，戴瑞珊在建文帝失踪那年就开始寻找，当年若见到建文帝，应是在1432年，当时建文帝应为55岁（建文帝生于1377年），而朱棣死于1424年，这也意味着戴瑞姗是在朱棣死后找到了建文帝。

戴壁城说，根据家谱记载，戴瑞珊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回到浙江，一个留在丹阳，“我是戴瑞珊留在丹阳的第21代子孙。”

戴壁城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建文帝谜案的信息，在种种“解密”中，均没有这篇墓志铭的影子，“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这篇墓志铭与建文帝的关系？”戴壁城希望，有专家能解读该文的价值。

传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和尚

在由丹阳市政府审定通过的《丹阳古今》一书中记载，戴瑞珊“因京师失守，即弃官逸世，将其家小托付给担任丹阳教谕的好友王用宾，自己只身出游，等他回到并定居丹阳城内谈家巷时已老态龙钟，不久便撒手归天。”

丹阳市史志办78岁的张昌龄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30余年，他是《丹阳古今》的主编之一。张昌龄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丹阳古今》中关于丹阳姓氏的记载，主要依据是家谱，其中，有关戴瑞珊的那部分文字，是同行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云阳戴氏家乘》后所书。

至于墓志铭的作者王观，张昌龄翻出了一套清代光绪年间的《丹阳县志》，县志里多处提到了王观，“他在明洪武年间当上‘教谕’，是丹阳在明代的第一任教育官员。”

张昌龄指出，县志里的《寺观》这一卷中，关于丹阳妙觉寺的记载还提到，“俗传，建文帝披剃于此。”丹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朱银忠表示，他曾听前辈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了和尚，妙觉寺里挂着一幅皇帝画像。遗憾的是，妙觉寺早已毁于战乱，不复存在。

直到12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昌龄才第一次看到《东山公墓志铭》，他提出假设：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在改朝换代后才重见天日。戴壁城也猜想，这篇墓志铭和戴瑞珊一起葬于墓中，多年以后才重见天日。（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以礼葬公，悲其亲之不传，乞余一言藏诸墓”） 戴瑞珊死后安葬于丹阳北门外薛家庄，这个地方如今已不知所终。

张昌龄同时指出，这篇家谱的真实性问题会是争议的焦点，不过，在建文帝失踪之谜的众多版本中，张昌龄认为，相比于根据传说、遗址作出的推断，作为“当时人记载当时人当时事”的墓志铭，“真实性很高”。

疑点重重引来猜想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戴氏家谱不同年代的修谱序中，都有关于戴瑞珊的叙述。

《康熙壬辰修谱序》中写道：“建文朝有东山公者，为西川学宪，值靖难之乱，避迹云阳，当斯时变，一时从亡殉难诸君子，炫赫震荡，照耀千古，而公亦于其列。”

在家谱第一卷中，有一篇没有署名、疑似写于清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里面写道：“建文三年，拜四川提学副使，迨靖难师起，京师失守，帝出亡，公即弃官，以家托于至交王用宾先生处，先生时为丹阳教授，公之家遂居焉。公乃变姓名，只身江湖踪迹帝之所在，跋涉数万里，间关三十年，仅得一见帝于穹浪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