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民国五年（1917年）北京大学部分毕业生合影

▌赵静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作为教育与文化场域，不仅是新文化(300336)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源地之一。

顾颉刚曾回忆道：“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而陈独秀也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新青年们登上了历史舞台，新知识、新思想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进行了文化储备。

●严复改革失败蔡元培迎难而上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之后改名为“北京大学”。虽已经更名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初期的北京大学却名不副实。根据顾颉刚的说法，那时的北京大学实为“官僚养成所”，学生大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教师们则大多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在顾颉刚的回忆中，像他这样的穷学生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那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着洋车去逛“八大胡同”，抑或是在校园中“结十兄弟”，“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许多友人也曾劝阻他莫要去蹚这摊浑水，说若是整顿不力，怕他有损名声。事实上，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也曾试图在北京大学实施革新，可却未能成功。

1912年，北京大学尚是京师大学堂，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同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5月4日，严复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改革中，严复归并了校内的课程科目，精简了一些机构，裁减了职员，提出大学应该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可这样的校政政策却收效甚微。处于混乱政局中，北大自身的经费难以为继不说，教师团队也极为匮乏，严复在主持校务时一度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之境。由于经费短缺，教育部也曾有过停办北京大学的念头，严复为此多方奔走，竭力维持，虽最终保留了北京大学，可却未能真正扭转北京大学的困局。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言：“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相似的工作经历让蔡元培对严复的遭遇感同身受，故而赴任之前，他也颇有踟蹰，向不少友人征询了意见。只有极少数的人建议蔡元培赴任，认为北京大学虽颓败，不过若推行改革，则不妨一试。

关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1917年1月1日上海《中华新报》有评：“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不过，事情并非如此顺理成章，当时北洋政界有许多人不赞成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曾提出建议，力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此意见却被袁世凯否决，直到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才终于同意。

蔡元培从海外赶来，1917年1月4日就到校内视事。针对北京大学乌烟瘴气的学术风气，他甫一到校便提出了改革意见，呼吁本校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力图将北京大学打造为学术的渊薮，“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

●“三请”聘得陈独秀学科重组树新风

蔡元培早在康党维新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曾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与严复不同的是，蔡元培一进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革新教师队伍。在冯友兰的回忆中，蔡校长到校后，未曾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理念和宗旨方针，仅仅发了一个通告——“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只此几字，学生们就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一纸通告，基本上表明了蔡元培有意将北京大学打造为新思潮重镇的决心。

为什么是陈独秀？事实上，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就相识，对他以一人之力在安徽芜湖苦心经营《安徽俗话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不过，决意聘用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实是受到了汤尔和的影响。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前几日，汤尔和曾建议蔡元培：“文科学长若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听罢，“翻阅《新青年》”，遂决定聘用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