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网讯(胡恩燕)“审慎的财政政策。首先要取得平衡，其次要决定财政政策要有多积极、主动。我们要考虑到其对增长的影响。”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在发言中表示。

　　3月24日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积极财政政策新举措”对话单元中，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全球财政政策方面存在一些风险：非债的义务，关于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问题，债务以及审慎的财政政策。他在发言中阐述了四种风险，并给出建议。        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发言。中国财富网 李林 摄

　　以下为迈克尔·斯宾塞发言内容摘要：

　　我们看到有一些风险，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需要来解决的。

　　第一，非债的一些义务。政府在养老金这一块的义务责任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美国在健康方面的义务，跟我们现有的债务占GDP的比重相比，是一个庞大的需要支出的量。直观看这一块，确实有需要去支出的情况，但是政府没有做太多的事情，直接往前推。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发现国家在这些非债的义务方面的期限是非常不一样的。意大利也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养老金体系是现付即收的系统；美国有后期劳动人口的支撑。我看到的情况是在很多的政治体系下，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去做这个问题的推进是很困难的。

　　当然，如果早点去部署，早点去再平衡的话肯定更好。但是我们一般都会等到危急的时候再动手，那个时候就没有太多的选择方案。你可能要降低福利水平，让人们失望。所以你等了太久的话，就会太晚，延误时机。我们也讲到，人口结构可以调一调，帮助解决这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引入移民，这不是财政政策的范畴，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也是比较直白的应对措施。我想讲的第一点，从广义角度讲，债很高，非债的事权支出也非常强，很多领域都需要我们加大支出，这个方案不太多。

　　第二，关于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问题。我来清楚阐释一下，在中国这还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希望投资更加有效，是要避免低回报的投资或者是价格低于债的投资，但是没有人会控告说中国的投资不足。但是因为有财政政策的不同举措，投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公共部门的投资，首先是能够使人民受益。第二，它是成功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它和私营部门投资是互相的补充。这种有形无形的互补，私营部门的投资能使更多的人民受益。所以在这个领域，要促进增长和生产率，投资也是必须的。

　　还有一点一直让我非常困惑。我的印象是刚才刘部长所提到的，中国试图取得的平衡政策。实际上中国还是相当平衡的，因为中国有投资，因为私营部门的投资不足，流动性紧缺，所以是需要政府的投资来补上，这一点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一部分的答案就是公共部门的投资，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并没有使得人们真正理解它的好处。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国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是债务。我们经历了相当长的低利率环境，这就促使全球都在加杠杆，当然不一定是在政府部门，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在加杠杆。此外，我们不光生活在低利率的环境，而且也生活在一个低通胀、低增长的环境，所以债务的阴影使得这些国家更加脆弱。传统的去除债务方式是通过经济增长，但是因为现在经济增长的乏力，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对债务的问题更加担忧。

　　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存在了。在我关注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失业和工资上涨之间的联动关系。现在这个关系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我想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这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如果说菲利普斯曲线彻底消失，它会彻底改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则。美国现在做的是顺周期的财政政策，现在我们的失业率在历史上是最低的时候，15年和20年，大家会觉得这种时候还来刺激经济，是很荒谬的。现在我们只有5%的失业率，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如何操作这些政策，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最后，审慎的财政政策。首先要取得平衡，其次要决定财政政策要有多积极、主动。我们要考虑到其对增长的影响。意大利政府认为，可以采取更加进取的财政政策，因为这样才能够推动或者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个问题和复杂性就在于(我现在很不好意思要批评一下意大利的政府)，意大利没有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经济增长的政策。如果没有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现在其已经是仅次于日本的水平。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中国或者印度，在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政策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做政府的公共投资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是取决于增长的策略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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