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你的车祸是不是在《天安门》以后啊？

潘粤明：《天安门》以后。

何东：当时你甩出去肋骨刺穿肺的时候，你人是清醒的，还是昏的？

潘粤明：昏的。

何东：这之后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呢？

潘粤明：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山崖上往下跑人。

何东：意识到往下跑？

潘粤明：觉得像在做梦，耳朵鸣，特别鸣的那一种，不知道疼，浑身都是伤，不知道疼。

何东：休克了。

潘粤明：休克了。

何东：要疼能疼死，休克是把你隔离开。

潘粤明：整个就没疼过，就是拧巴，哪儿都不对了，感觉胳膊卸下来装大腿上那种，什么都不会干了，迟钝了，人就迟钝了，脑震荡。

何东：那几天里你想到过死没有？有可能？

潘粤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相信自己会死，想是肯定想到了，但是我不相信，那会儿很好啊，那会儿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开玩笑的，家庭也好，孩子才刚生下来，才百天，百天我就去工作了，家里也都挺好的，后面还有戏谈着。就觉得结婚生子以后，开始迈向人生的第二大高峰，踏开了步子就往前劈吧，结果就把腿给劈开了，就伤着了。这个我不知道，有时候你觉得可能是巧合，但有可能是注定的。

何东：当时你没想过这事儿。

潘粤明：人各有命，总是这么觉得的，觉得自己自信，我就觉得我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决定，我不用靠谁，我就好好地混我的就行了，我肯定会让我父母感到骄傲的。小时候小，慢慢地，其实这个命运在有变化的时候，你未必能够真的感知得到，可能是你感觉最好的时候，要不然才叫“命运”呢。这一晃，也都在这个圈泡了小二十年了，以前老是看着那些前辈演戏，见到以后特兴奋，现在好了，自己都成前辈了，都快北背过气去了。本身是爱好，结果成了一生吃饭的家伙，自己没有客观地分析过，也许一辈子看不清是件好事儿，真是件好事儿。

何东：前面李静采访过你一次，那个也是二，你跟她说“作为一个北京人，身上有一个特点，相对追求安逸的日子，危机感很差。”看了这个东西我就想问，你说求安逸的日子和危机感很差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过平常的日子，相对地比较稳定，而且你不会从心里头去防着生活或者防着人？

潘粤明：我没有这样的阅历，我到现在也没变，我就是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够吃够喝就行了，我真的不想去太拼，我觉得拼到什么时候算过完呢？我真是没办法。你要说我就是这个路子，那也没脾气，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可能我在工作上获得很高的成就和认可，我会很开心，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不及一家人围在一个桌子前面，热汤面，看着电视，洗洗碗，擦擦着桌子，可能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原来就开玩笑说“你当上总统，也没说两百岁啊！”这种观念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可能不是特事业型的那种。

何东：从你刚才说的那种懒散，求安逸，危机感不强，还有另外一面是我什么见过，我不屑。

潘粤明：很讨厌，这种习惯都有，反正至少我身边北京的孩子，到现在也都三四张了，见了面也都没变，这是时代特征吧。你赶上这样一个年代，北京孩子就这么过来的，受这种传统教育，大家生活都差不多，而且那会儿上学谁要罚个站，考个零蛋，你还没到家呢，这胡同里就传开了（笑），所以大家都半斤八两，谁都没有比谁富成什么样，没有谁有钱能把你晃死那种，没有这种，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是有个馒头、有个花卷掰着吃，一块玩弹球，一块挨家里人揍。真有人偷了家里人几毛钱，买了洋画，大家拍的手都黑了那种，回去洗完手，就住对门儿，然后回去以后我爸拿掸拔子抽我，他妈拿掸拔子抽他，俩人就一边哭，一边看着对方。其实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成长的环境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能够说明这个空间是什么气质的，但是我就觉得我长到现在，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就是不尿，我就是不在意，你再怎么着，你拿不下我，有这种东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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