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建

　　清末以来，不断有赴日本的中国人买到在中国已失传或是稀见的汉文古书，使得许多中国藏书家都将目光集中到了东邻日本。实际上，我们的南邻越南也曾长期有大量汉文古书流通，只是还未引起爱书的朋友们重视。

　　自印刷术在中国诞生后，汉文古籍就源源不绝地流向越南，时间跨度长达近千年。越南各朝代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或是利用来中国内地之机购书，或是通过赴越南经商的中国商人购书。虽迭经战乱兵燹的毁坏，这些来自中国的汉文书还是有不少留存在民间和图书馆。

　　此外，从15世纪开始，掌握了印刷术的越南人也大规模地刻印中国古籍，如《四书》、《五经》等。越南黎朝国王黎思诚（庙号黎圣宗），曾颁布过《五经》的“官板”，令越南国子监印行，越南国子监多次刻印过“监本书”。

　　越南各朝代的知识分子，用汉文撰写的史学和文学作品可称汗牛充栋。除《越史纲鉴考略》（阮通著）、《史学备考》（邓春榜著）等书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外，许多著作被刻印出版。“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在北京的旧书店翻阅过汉文的《大南一统志》，系阮朝朝廷的国史馆所编，19世纪八十年代印行，其刻工、印制都相当讲究。

　　我历年所见，由越南人撰写、在越南刻印的汉文书籍，较重要的还有下列这几十种：李常杰著《南国山河》，陈世法著《岭南摭怪》，陈国峻著《兵书要略》，黎文休著《大越史记》，阮忠彦著《介轩诗集》，朱文贞著《四书说约》，阮僦《舆地志》、《抑斋遗集》，武轸著《松轩集》，吴士连著《大越史记全书》，黎思诚等著《珠玑胜赏诗集》，阮孚先著《大越史记续编》，黄德良著《摘艳集》，杨德颜编《古今诗家精选》，武琼著《大越通鉴通考》，黎嵩著《越鉴通考总论》，阮秉谦编《传奇漫录》，范公著著《越史全书》，阮俨著《越史备览》，黎贵吨《黎朝通史》、《见闻小录》，阮攸著《北行杂录》、《清轩诗集》，黎光定著《一统舆地志》，张登桂等著《大南实录》，潘清简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潘辉注著《历代宪章类志》，潘佩珠著《巢南年表》、《越南亡国史》，邓博鹏著《越南义烈史》等。

　　时下，我国的藏书家已经具备相当财力，但目光似尚不够开阔。众多藏家追捧的目标都集中在某一朝代或某一门类的书上，如：带插图的明清版书、“精刻本”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等等。其实，这样大家挤在一起的效果并不见得好，结局是虽都耗费了很多精力、财力，却谁都难以形成真正的规模。

　　我想，假如有哪位藏书家把目标确定在收藏越南刻印的中国汉文书，或是越南人自撰的汉文著作上，也许倒更有意义。如此，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也可在收藏方面独辟蹊径，出奇制胜。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2月17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