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们坐着冷板凳，却将千百年前的文明亲手复活

古籍修复师一双巧手赋予了古籍善本新的生命

给古书“续命”的人

他们是终日与“故纸堆”为伴的一群人。

他们身上有种独特的书卷气，每个人的言语都很温和、舒缓，时光在这里变慢。“你们要不来，这屋里就更没什么声音了。”身材高挑的山东姑娘崔志宾一边修书一边说。

修复一本古籍，可能十天半个月；参与一项工程，可能三年五载。这样的工作节奏由不得你不放慢心态。

然而，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书库里，浩如烟海的典籍等着他们妙手回春；案台上，片纸只字都需心静如水认真对待。

他们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却曾经拿着比“看车人”还低的薪水。文物修复行业的走红让他们成了明星工匠，一轮轮的媒体报道之后，长相厮守的依旧是故纸堆和冷板凳。他们就在这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劳作中度过半生。

千百年的薪火

1980年9月，三名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来到文津街7号，在北京图书馆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他们都属虎，那年18岁。

同年冬天，南昌火车站的月台上，一位78岁的老者告别家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位老人也属虎，与三位小伙子差着一个甲子。这是张士达老先生全家下放江西11个年头之后再度返京，此时距离他从河北老家到北京琉璃厂学徒已有62个春秋。

因缘际会的“四虎”要传承的却是一件“绣花活儿”——古籍修复。

“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对什么是古籍、为什么要对古籍进行修复、古籍修复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三位弟子之一的刘建明回忆说，是张士达让他们认识到这个行业的价值。

前门外的一个招待所里，师徒四人朝夕相处、口传心授，“古籍修复培训班”薪火复燃。

一年后，因为无法解决亲属的进京指标，张士达老人只能重返江西与家人聚首。所幸，他可以带着朱振彬、刘建明、刘峰三人一同回去，在江西省图书馆完成未尽的课程。

张士达的高足朱振彬介绍说，古籍修复在中国至少已有上千年历史。敦煌遗书中就有“装潢手”的身影，《齐民要术》中也有关于图书修补技艺的描述，故宫武英殿曾是当年的皇家古籍修缮点。

清末民初，肄雅堂、肄文堂是京城古籍修复的两大招牌。生计所迫，16岁的张士达就是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而后自立门户“群玉斋”。在琉璃厂，他接触了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等文化名流，与鲁迅先生也多有往来。

1956年“公私合营”之际，著名学者赵万里先生推荐张士达进入北京图书馆工作，尊之为“一代国手”。

张士达曾对朋友说：“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修复古籍时，身心感到非常愉悦。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身体也就不振作了。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八十三岁，倘若火焚，方法难传。”

天不丧斯文。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几位高徒如今都已是业界名师、国家级技术能手，传续着古老技艺新的火种。朱振彬经常提醒学生要以敬畏之心善待古籍，因为它们经过聚散转手，流传到现在实属不易。“保护好我们的古籍并且努力延长它们的寿命，这样才可以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后代。”

小众中的小众

如今，已经退休的“非遗”传承人、古籍修复师杜伟生每天上午还会到办公室来，带带徒弟，帮着解决一些问题。记者到访的当天，他正在给中国社科院的几名学生讲课。

杜伟生35岁担任修复组组长，50岁卸任。在这里工作45年，他见证了这个行业的冷暖。

1974年杜伟生从工程兵退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的图书修正组共有32名馆员，其中古籍修复师只有7人。那年10月，馆里派他到北大图书馆系古籍整理进修班，学习版本目录相关知识。

1980年代，图书修正组一分为二，古籍修复划归善本特藏部。不过那时候没什么人愿意来这里，“有的部门一张报纸一杯茶很轻松。没人愿意学这个，白教都不愿意学。”杜伟生回忆说。

最惨淡的是1992年前后，修复组的工资只有几百块。“连图书馆门口看自行车的都比这挣得多。”杜伟生说。那时候，修复师们的梦想就是拿上馆里一千多块的平均工资。

人们赞口不绝的“绝活”在当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工作。有人调到其他部门，有人下海开出租车。杜伟生因为自学了外语，老师傅好几次找他谈话，生怕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