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于5月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此次大会恰好赶在中美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中美对抗局面已然形成之际召开，只能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惊人巧合。大会是早已经筹备好的，谈判却是突起波折的，由于时间上的无缝衔接，两者之间竟相互赋予了某种新的意义。

　　关于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主席日前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文章，强调：

　　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国人民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虽然不是在谈中美关系，也无关中美贸易战，但这段关于文明问题的论述，却标志着一个更深层的历史转折。针对“文明冲突”论和“主导文明”论，习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文明互鉴”论和“文明平等”论。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的认识，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两极格局，转变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完全不容他者的主义之争，转变到包容所有他者的文明互鉴和文明平等。

　　要看清这个深层转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对文明概念的演变做一个大的梳理。

　　文明概念的源起

　　文明，不是一个新鲜概念。据考证，“civilization”是个法语词，1752年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首次使用，4年后，法国大革命之父维克多·里凯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该词。

　　这个词被选择出来，最初的动因是要为“野蛮”一词找出反义词。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文人塞缪尔·约翰逊，从1747年开始花了9年时间编辑《英文词典》（也称“约翰逊词典”），此人早年曾经身无分文且疾病缠身，后来找到了一份为杂志撰稿的工作，刚刚开始享受伦敦舒适的城市生活，于是使用了源于“citizen”和拉丁语“civilitas”的“civility”一词，与他自己经历过的那种赤贫的乡下生活状态相对。

　　若将这一典故视为西方文化在“文明”与“野蛮”之间首次做出概念分别，那么对应到中华文化中，应该就是孔子《论语》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语。时代的差距暂且不提，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在文明的含义中加入了城市与乡野的区别，也都包括了文化修养和行为举止方面。彬彬的原意，是匀称的意思。孔子想表达的是：一个君子，既要品格质朴，也要有文采。两者应该平衡兼有，而不可以相胜。若质朴有余而华采不足，就是乡野村夫；若专尚文采而丧失质朴，就像擅于虚浮粉饰的史官，也不是君子之所贵。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语境中的文明概念，是与当时的进化论思潮一起应运而生的。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基于科学的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取得了大量新的进展，人类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一个进步的阶梯。于是，文明成了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进程，与自身早期历史的野蛮状态相对。

　　这是一种截然有别于过去的新思维。受进化论影响的思想者们从今天巨大的城市，倒推出没有城市或很小城市的古代社会，从今天复杂的社会分层，倒推出没有阶级或简单分层的古代社会，从今天强大的政治组织，倒推出没有统治集团或很少首领的古代社会……还有语言文字、艺术作品等等方面，都是这样。作为这种“上溯”思维的逻辑结果，文明就被定义为出现了城市、政治组织、社会分层、语言文字的人类社会，区别于那些从来没有创造出这些东西的“原始社会”。

　　价值判断也随之产生，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野蛮的、蒙昧的是坏的。在19世纪，一些欧洲人直接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定出一套标准，以此评判其他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是否可以被接受为国际体系的成员。即使也承认多元文明的概念，但却是在一种被嵌入在等级体系中的多元，当然，欧洲文明处在这个等级体系的金字塔顶端。

　　摩尔根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