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为期两天的日美贸易谈判首回合宣告结束。无论是谈判期间的公开亮相，还是在结束之后的记者采访中，率领日本谈判团队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都是满面笑容、意气风发，丝毫没有对美经贸谈判中日本官员常见的一脸凝重、愁眉不展。

　　对于初步接触的结果，日本国内的绝大部分媒体也颇为乐观，频频使用“气氛颇佳”、“得偿所愿”、“暂可放心”等字眼。五大主流报纸尽管在内页的评论或深度分析中不乏审慎甚或激愤的观点，但在首页的报道中近乎一致地给予较为积极的评价。但不少人心里或许都明白，笑意和宽慰背后，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期待与结果未必能够完全吻合。对于日本而言，至少面临着四个问题的抉择和挑战。

　　“货物贸易协定”还是“自由贸易协定”

　　名不正则言不顺。谈判之前，日美双方一度纠结于此次交涉应称为“货物贸易协定”(TAG)还是“自由贸易协定”(FTA)。顾名思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将服务贸易、投资、汇率等其他非货物贸易的经贸事项纳入谈判之中。

　　摆在日本面前的悖论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日本国内有不少声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今天，单纯的货物贸易协定早已落后于时代，对于发达国家间的谈判来说更是如此。确实，无论是在新近更新的美墨加协议(USMCA)、美韩FTA中，还是在日本积极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所谓新时代的“巨型FTA”中，关税减让和货物贸易都已不再是谈判的重点和主要障碍。前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甚至在2018年10月的公开演讲和撰文中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20世纪的人”，因为他只懂双边贸易、货物贸易等“20世纪的谈判方式”。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又普遍担心，美国会不会一味扩大谈判范围，如果在投资政策、汇率操纵等问题上狮子大开口，日本恐怕难以招架。2018年12月2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公布了多达22项议题的“对日贸易谈判目标”，几与TPP和美墨加协议无异。因此，在谈判伊始，日方就强调“无意商讨货物以外的议题”。

　　根据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川崎研一的测算，日美即便在关税削减上达成全面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对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升作用也分别仅为0.22%和0.03%。对两国而言，双边EPA或FTA的直接经济效果尚且乏善可陈，遑论货物贸易协定，谈判和协议的更大意义应在创设议事日程、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但特朗普政府显然对后者意兴阑珊，只对改善贸易失衡的“眼前利益”感兴趣。

　　从实际谈判来看，只临时增加了“数字贸易”议题，双方对此并无太大异议，且醉翁之意不在酒。除此之外，谈判基本聚焦于汽车、农产品等货物贸易，对于日本担心的其他议题，美方“并没有言及具体关切的领域”。这多少使日本长出一口气。

　　“TPP-10”还是“TPP+”

　　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兑现承诺”毅然决然地退出了美国一手造就的TPP。剩余11国历尽艰辛，终于达成了“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一协定在日本也多被称为TPP-1或TPP11。作为CPTPP的协调者乃至引领者，日本一直期待并敦促美国重返这一“志同道合的阵营”。因此，在不少人看来，对日本而言，此次日美贸易谈判有望补上TPP中一度缺失的那块日美短板。

　　换言之，日美贸易谈判或许可以视为TPP-10。对于重点谈判领域之一的农产品而言，也近乎重新回到了TPP的轨道，美国希望以此“抹平”因自身退出TPP而面临的竞争劣势。例如在牛肉上，美国出口日本的牛肉需支付38.5%的关税，而澳大利亚农户则得以凭借CPTPP最终享受低达9%的关税。因此，在日美贸易谈判的背后仿佛可以依稀看到TPP的身影。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退出TPP，是因为在其执政团队眼中TPP流弊甚巨，其他成员相比美国获得了过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美国需要“更公平、更公正的双边FTA”。按照这一逻辑，美国有可能在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暂时被CPTPP搁置的议题上“解冻”TPP的标准，甚至在货币操纵、争端解决、知识产权等议题上提出比原有TPP更高的要价，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例如，如果美国在汽车等产业上要求比TPP更为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那么对于在泰国等亚太地区深度融入区域价值链的日本企业来说，不免过于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