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正呈现新特征，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区域发展在差异化、一体化与互补性中前行，仍然面临空间发展统筹不足、省市事权划分不清、一体化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战略统筹机制。要实现跨区域协同发展，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将是长期命题。如何发挥好政府角色和市场手段“两只手”的作用？

　　27日下午，论坛举行“中国区域发展的都市圈时代”分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智库总裁张燕冬、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北京师范大学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刘学敏、中国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张燕生就中国区域发展都市圈时代的现状和未来进行深入探讨。

　　优先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徐宪平说，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比起构建跨区域城市群，更能产生积极的落地效应和示范效应。2010年，我在发改委工作的时候，负责编辑了全国的功能区规划，对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了分析评估。在确定农业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同时，划分了21个城市群。当时预测未来中国人口的高峰为14多亿，10亿城镇人口就集中分布在21个城市群。

　　2014年3月份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特别是十九大，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带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客观上讲，各区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无论是在区域的发展中，还是在城市化的发展中都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些区域战略确定的地理单元太大，包括十几个省，各城镇间难以形成针对性、差别性的区域发展战略，缺乏区域间协同发展机制。

　　现代化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为强大支撑，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紧凑型、紧密型的空间生态，基本上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划内，如说长三角的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都市圈，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关中平原的西安都市圈，基本可形成共识，整合资源，探索创造可以一体化发展、差异化发展的都市圈经验和模式。都市圈创造出来的经验可以以圈带群，逐步推广。

　　张燕生认为，当前区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二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情况下，推动粤港澳下一步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根据粤港澳的规划，一是要以港深带动东莞和惠州– 整个珠三角东岸地区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驱动方面存在差异。从全社会研究和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来看，深圳的研发强度4.13，一年投创新的钱900亿。广州的研发强度2.6，香港的研发强度0.73，一年投创新的钱，大致上应该是155亿。可见，在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创新活力的地方是深圳。但是，深圳在基础研究、一流大学和人才、应用研究、一流科研院所和开发试验研究，以及共性技术、公共技术研究创新链领域缺乏优势，而香港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它有四所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效率最高的现代金融，而且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具有世界级的竞争优势。因此，香港和深圳的合作是强强联合，香港的优势恰恰是深圳的短板，深圳的优势恰恰是香港的短板。

　　二是广佛。广州下一步要打造国际大都市，广州的商贸，广州的大学，广州的服务是很强的，它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佛山是草根经济，传统制造业发达。佛山有二家龙头企业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一家是房地产企业碧桂园，它计划在未来几年拿出800亿人民币，研发建筑机器人和建筑智能化；还有一个企业是美的，美的去年的销售额超过了2600亿，在工业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方面力争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再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核心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动能转化，二是结构转化，三是模式转换。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成国际一流湾区，就要解决高端支撑和未来环境的支撑。

　　其余几个地区如海南，2020年打造成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为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2035年海南的营商环境要跻身全球前列，香港的营商环境目前全球第四。海南要成为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体制建设，能力建设。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城市已经进入到了创新驱动，中游城市群依然处在投资驱动，上游城市群仍然处在资源驱动，因此如何解决区域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发展，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