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先秦秦汉时期汉族史籍所记载的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等，是壮族最直接的先民。

先秦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南至东南沿海地区，广泛分布着一个被称为“百越”的族群，分布于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西瓯、骆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当时还处于氏族部落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兵五路，进军岭南，在越城岭一带曾遇到西瓯人的强烈抵抗。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禄率兵开通灵渠，通粮饷，运军队，秦军才战胜西瓯人，统一了岭南地区，并在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三郡，将该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据考古资料和史书记载，这时的西瓯、骆越人已经使用铜铁器，开始步入了文明时代。尤其是西瓯人，他们在首领译吁宋的领导下，利用所熟悉的丛林和山地进行作战，能与数十万秦军周旋数年，迫使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说明西瓯人的社会组织已经相当发达，并且能够比较有效地运转，已经进入了部落联盟或酋邦时代。当时，为了保障南征岭南的军事后勤供给，击败西瓯人的抵抗，秦始皇还派监禄在广西东北部修筑“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灵渠的修筑，极大地便利了五岭南北的交通往来，有利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秦朝统一岭南后，还将大量汉族人口迁居岭南，与越人杂居在一起。从此以后，西瓯、骆越人同内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了，而这种联系，对于岭南西部越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岭南地区（即后来的两广地区）的土著民族，被称为“乌浒”、“俚”、“僚”或“俚僚”，他们是西瓯、骆越的后裔。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大姓豪族为避乱而迁居岭南，从而促进了岭南地区封建化的发展。受其影响，世居岭南的俚僚大姓贵族，纷纷在各地称雄，使岭南土著民族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合浦的宁氏，桂州的李氏，高凉的黄氏等，都是这时期岭南著名的土著大姓。他们拥有“地方数千里，奴婢万余人，珍宝充积”的财富。与此同时，社会上却存在着大量贫穷的、甚至“父子世代为奴”的普通劳动者。

冼氏是秦汉以来高凉一带的大姓。冼夫人在南朝梁大同初年嫁给南迁的汉人大族、高凉太守冯宝为妻，拥有部落10余万。她自幼聪颖贤明而多谋略，能安抚部众，和辑百越和南迁当地的汉族移民，隋朝时受到隋文帝的嘉奖，被封为谯国夫人。冼夫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安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后人的敬仰。

唐五代时期，壮族先民仍被称为俚、僚、乌浒（乌武）等，但也出现了以地域或以大族姓氏命名的族称，如“西原蛮”、“黄洞蛮”、“侬洞蛮”或泛称“洞蛮”、“洞氓”等。宋代以后，壮族族称又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撞”、“布土”、“土人”等称谓。元明以后，被侮译为“獞”，另外还有自称壮、侬、郎、土、沙等。这些称谓原来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明、清时期，“壮”的称呼已广泛见于整个广西和广东西部，成为壮族最普遍的一种族称。1952年统一称为“僮”（音壮）。1965年改写为“壮”。

唐宋时候的壮族先民，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农业以稻田为主，已大量使用牛耕，耕作技术已发展到“深耕溉种，时耘时籽，却牛马之踏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粪土”的程度。故有“稻粟皆再熟”，“种稻似湖湘”，“粮粒丰储”，“猪牛鸡鸭肥大蕃息”的景况。手工业有铜、铁、纺织等，特别是綀子布和壮锦（当时称为“緂布”）已驰名全国。綀子布，“洁白细薄”，“清凉离汗”。壮锦，则“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但是比起中原地区来，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许多地区仍然采用种子就地点播，不移秧、不灌溉、不施肥、不除草的粗放耕作方式，有的边远山区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种”及以狩猎为生的原始生产状态。

到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有所提高。右江地区的今武鸣、平果一带，“四野宽旷，轩豁秀丽。石山起伏蜿蜒，敷为平原，两水绕山合流而入巨浸。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盖比内地。”就是庆远那样的“戍垒密遮，使车罕至”的地方，也成为“士抱经而谈，民杂兵而种”，各族人民祥和安居的一方乐土。在横州一带，人们或筑堤围塘蓄水，或引溪流灌溉，这样的农田已相当普遍。稻田的耕作也较细致，播种育秧，中耕除草一二次，使上田每亩达到2石。坡地则开为畬地种植旱禾，种后也除草一二次，产量与水田不相上下。许多石山地区的壮族农民，也掌握了“煅石为灰”的技术，并把石灰应用于调节土地酸度了。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猪、牛、羊、马的饲养很普遍，一些人口不多的农户甚至也养有十数头牛，其发展水平，大致和相邻的汉族地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