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郑芳芳）6月12日，由安仁智库主办，中华文化促进会指导、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学术支持的首届安仁智库北京论坛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逆城镇化的再认识与特色小镇的新趋势”。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的嘉宾出席论坛，就如何正确理解和阐释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大都市圈规划与城乡协调发展、文化与新型城镇建设等进行研讨与交流。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安仁智库主任郭杰在主持会议时指出，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是中央就推进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出的新的战略设计。

　　在论坛上，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安仁智库中心联合发布了国内外首部《加快发展大都市圈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安仁智库执行主任刘士林教授进行相关发言，指出城市是空间的产物，空间的规模决定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的空间规划则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新中国的区域与城市规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结合中国国情和城市发展道路，目前在空间规划上已初步形成了八个主要层级，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是乡村规划、小城镇规划、城市规划、大都市规划（与一般城市规划的区别是特别强调中心地位和国际化）、大都市区规划（与大都市规划不同的是比较侧重远郊区县和周边农村地区）、大都市圈规划（以2018年上海大都市圈规划进入国家战略为代表）、城市群规划和湾区规划（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和规划编制为代表）。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不仅这些概念的内涵和边界不够清楚，在实际的规划和建设中也往往带来诸多的不便。与大都市圈关系最密切的是相邻的大都市区和城市群。从目前的总体情况看，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城市群规划已比较成熟，国家级的已经发布了8个。同时，由于近年来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不断强化，大都市的规划一般都会给周边农业地区一个重要位置，所以大都市规划实际上也已悄然演化为大都市区规划。而唯独都市圈规划在概念内涵、空间边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比较含糊和不清晰，成为我国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弱项”和“短板”。

　　针对这些问题和需要，研究报告从四个方面对大都市圈进行了界定。从空间形态上看，都市圈是由一个具有“中心地”功能的核心城市与周边具有密切交通、经济和社会联系的近邻中小城市组成，既同属于某一个城市群，同时又是该城市群最富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的核心区块。从经济地理上看，都市圈内以发达的交通廊道和密集的人口流动为基础，不仅在区域内形成了高效快捷的一日内通勤圈，同时还叠加有一日生活圈、一日购物圈和一日日常活动圈等特征。从内部联系上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一体化倾向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中心城市吸引着大量资源及劳动力，并能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分工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经济发展上看，在都市圈内部一般都形成了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能充分利用各自的产业和区位优势实现快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合理配置和利用各类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整体发展。

　　在之后的发言中，与会人员进行相关探讨。课题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安仁智库特聘研究员苏晓静指出，与世界主要的大都市圈相比，我国大都市圈尚未形成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大都市圈内部的城市层级、合作机制、协调发展等都尚未培育出来。如成都都市圈的核心层人口总量最少、地区生产总值最高，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才大多都集中在核心层。都市圈的紧密层、松散层仍然和众多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有些还表现出典型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特征。区域协调和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滞后，不利于成都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

　　课题组成员、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部李鲁博士认为，目前，大都市圈大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导致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失衡和不协调。这不仅表现在中西部，也表现在上海。上海大都市圈内1+6的城市体系中，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偏多，第三产业次之，各城市的优势不明显，无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而由于都市圈内功能不完善，有时也会出现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如各地区的外贸出口低价竞销，竞相出台各种有利政策等。目前上海和长三角都在重提江南文化，希望以后可以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协调和全面发展提供支持。